公元六、七世纪之交，佛教在日本已相当流行，但在戒律等方面仍有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。中日两国早在东汉以来，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、文化交流。唐代，日本不断地派留学生来华学习政治、法律、文化艺术,其中也有不少专门研习佛教种种教义的留学僧。他们在学习的同时，还渴望把唐代先进的东西移植到日本，给日本带来繁荣。 

遗唐使船模型

　　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五年（733）四月，日本第九次谴唐使分乘4船，于当年八月抵达苏州附近海岸。苏州刺史钱惟正奏闻后，朝廷派通寺舍人韦景先为接待使，陪引使团循大运河经扬州至汴州，然后陆行到达洛阳。在这批遣唐使中，有日本兴福寺僧荣膏和大安寺僧普照，他们带着入唐邀聘高僧到日本担任传戒师、建立授戒制度的使命。在洛阳，他们两人被安排在大福光寺，个久奉朝廷救令，跟从名僧定宾律师学习。通过接触，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 他们请到了一位既习禅法又明律学的天台宗道睿律师，随同副使中臣名代乘使船回国。但在回国途中，受阻未能成行。此后，荣睿和普照再次由洛阳到长安，分别在崇福寺、大安寺攻习律部，并继续物色高僧赴日传戒，建立严格的传戒制度。 

唐招提寺森春孝顺长老

　　不久，他们得知当代律学权威鉴真和尚在扬州大明寺讲授律学，门下人才济济，便和愿去日本的大安寺通航等一行于天宝元年（742）离长安到达扬州。通过道航的引荐，荣睿和普照一到扬州，立即到大明寺谒见了鉴真和尚，鉴真的声望与学识使他们倾倒，他们顶礼膜拜，启请鉴真前往日本作导师。又向鉴真介绍了当时日本佛教情况，说明日本佛教的困境，亟盼他能到日本讲习律学，为日本建立完善的授戒制度，使日本佛教得以弘扬，走向正规。他们真诚恳切的态度，对佛教至真至诚的感情，使鉴真深受感动。加之当时唐玄宗不时地实行崇道抑佛政策，抑佛事件时有发生，鉴真感慨"心曲千万端。悲来却难说"。而当时日本对道教却不推崇。热情的相邀，使得他决心离开故土，东渡扶桑。他慨然答逼：" 以前听说陈代南岳慧思禅师寂没后，托生日本国为王子，兴隆佛法，普渡众生。又听说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，曾送袈裟千乘，施送此土众僧。袈裟上绣有四句：山川异城，风月同天，寄诸佛子，共结来缘。可见日本确是兴隆佛法的有缘之国。" 说毕，他环顾在场的僧侣，询问谁愿同行，前往日本弘扬佛法。在场僧侣无人应答。

　　沉默半晌后，在旁的徒弟祥彦才站出代表众僧答道：" 日本路途遥远，中间又隔浩瀚沧海，惊涛骇浪，百无一至，旅途生死难卜。大干世界，人身最可贵，降生中土，尤为难得。而且我等修行功德尚不备，造诣不深……，所以大众都默然不答。 "鉴真和尚见无人愿和他同行，深为失望，便慨然道： "为这样的传法大事，何能顾借身命！佛祖为了普渡众生，尚且不惜身命！何况我等，你们如不去，我即去耳!"祥彦见大师语气悲壮，去意已定，便即刻表示："大和尚如去，我也跟着去！"众僧题随鉴真多年，都不愿他离开扬州，现见大和尚决心已定，道兴等21人纷纷表示，自愿在大和尚的率领下前往日本，并当场在佛前约议定当。荣睿、普照见此情景，欣喜万分，庆幸自己来唐10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。